上世纪50年代，父母工作忙，家里请了保姆。
我上小学之洗脚，我好奇地看着大娘那双畸形的小脚，四个脚指头都折过去踒在脚掌下面，只有一个大拇指在前面做支撑，脚底都是硬硬的茧子。我问她：“疼不疼啊？”她说：“走长路就咯得疼。”我问：“裹脚疼吗？”，她说：“怎么不疼啊，裹脚时才四五岁，脚指头都踒折了，一层一层的布缠得紧紧的，疼着呢！”我问：“那你妈妈还让您裹脚？她不心疼您？”大娘一边用小剪子剪着那些泡软了的茧子，一边说：“不裹不行啊，脚大了嫁不出去。你们赶上新社会了，要不你这个年龄也该裹脚了。”“我才不呢！”
每天晚上，大娘就在方桌的台灯下纳鞋底，或者补我们穿破了的袜子和衣服。她眼睛近视，穿针引线的时候针线几乎贴在鼻子上，有时就让我帮她穿线。我坐在旁边，看小人书。大娘有时候给我讲她的故事，有时候让我念书给她听。大娘不识字，拿本小人书，像用鼻子闻似的把脸贴在书上看，还说：“这上画的小人真好看！”我过去把书翻过来，说：“您拿倒了！”她不好意思地笑了：“我说呢，怎么看不明白他们在干嘛呢？”
大娘最得意的事儿是见过京剧大师梅兰芳。她常跟我说：“梅兰芳长得漂亮、精神，对人可和气了。梅兰芳还请我喝过龙井茶呢！”后来我一点儿点儿地听全了她说的这个故事。解放前，大娘在评剧名角小白玉霜家当保姆，一天她到梅兰芳家去看她的老乡，也是在梅家当保姆的，正巧碰上梅先生，梅先生叫他家的保姆给大娘泡杯龙井茶，大娘想必是诚惶诚恐，据说梅先生还跟她说：咱们都一样，是干伺候人的工作的，不过是我比你的钱挣得多一些。
自从我上了小学，每天吃过晚饭，大娘都要拿出一个横格本——她的账本，让我记账。记下当天买的柴米油盐，算好花了多少钱，然后和她的小红钱包里剩的钱对上账。有时候差个三五分钱，她且得想呢，也不肯放我去玩儿，只能在那儿等着她想起还买了什么，非得把这钱数对上不可。我等得不耐烦，说：“想不起来就算了，就写给我买了根冰棍吧！”她突然说：“对了，今天吃饺子打了五分钱的醋，这下就对上了！记上了吗？玩去吧！”
大娘的那个小红钱包里，放着我妈妈给她的买东西的钱，她看得可紧呢。一天小红钱包不见了，她急得到处翻，她一会儿说是可能买菜丢了，一会儿怀疑是隔壁保姆偷了。我说：“您别瞎猜，破钱包里又没几毛钱，人家偷您的钱包干嘛？”我看她拿张纸，在上面划着长长短短的竖道子，嘴里还念叨着：“丢了？没丢？……”我笑她说：“划这个有什么用？这是迷信。”“你不懂，灵着呢！”过了两天，大娘在她睡觉的床缝里找到了那个小红钱包，高兴地跟我说：“我说什么来着，我算着就没丢，你还不信，灵着呢！”我揭她的短说：“那您还冤枉别人呢！”“怎么会掉在床缝里了呢，会不会是有人放的？”她又有了新的猜测。“别瞎说了，找着就行啦！”我最烦她胡思乱想了。
大娘爱干净，把家里那几件公家发的家具擦得发亮，床也扫得平平整整。逢年过节家属委员会要挨家挨户检查卫生，还发小红旗。大娘总是要组织我们大扫除，扫房、擦玻璃，把几角旮旯都扫干净。我家的玻璃总是擦得很亮，从楼下往上看，三楼我家的玻璃总是比别家的亮，那是我和大娘的功劳。大娘小脚在狭窄的窗台上不好站，太危险，每次都是我站在窗外，她抱着我的腿，看着玻璃，上面下面左边右边的指挥我哪儿没擦干净。大娘把得的卫生小红旗，工工整整地贴在门上。
1958年大跃进，大院里到处是宣扬总路线、大跃进、人民公社三面红旗的横幅，还有“超英赶美”，为“生产1070万吨钢而奋斗”等等的标语、壁画。在机关的院子里还垒起了小高炉，要大炼钢铁。大家都把家里的破铜烂铁找出来，支持机关炼钢。我把家里的锅碗瓢盆都翻出来，要送去炼钢，大娘从我手里抢过这些东西，硬是把炒菜用的铁锅和大蒸锅给留下了，挑出几个破得不能用的盆和小搪瓷碗给了我，嘴里叨唠着：“都炼铁了，不吃饭了？你就败家吧你！”我强词夺理地说：“大炼钢铁，人人都要做贡献！”“做什么贡献？俺们农村连做饭的大柴锅都收走归了食堂，家里锁大门的大铜锁都拿去炼铁了。农民不好好种地，会炼什么铁啊！”我不满地说：“谁说农民不好好种地了？”我拿出一本《新观察》，封面上几个孩子手拉手地站在稻谷上。我给大娘看，说：“您看看，现在稻子亩产上万斤，小朋友都能站在上面。”“瞎说，这是画的。俺们农村一亩地小麦就收二三百斤，千斤都到不了。”我急了，说：“这是相片，不是画的。您就是老落后，反对大跃进！”真是秀才遇见兵有理说不清。
那时候，几乎天天晚上机关的大礼堂里都演出自编自演的节目，有活报剧、快板书、唱歌跳舞。什么苏联卫星上天了，美国卫星掉下来了；歌颂三面红旗的，反对美帝国主义的等等。家属委员会也把保姆们组织起来，大娘也参加了家属大合唱，唱“社会主义好”，还有一个歌，只记得最后一句是：“干！干！干！干！”大娘记不住歌词，唱歌走调，拉着我们教她唱，怎么也唱不好。在礼堂演出时，我看见大娘站在最边上，一头白发特别明显，唱几句，嘴就不动了，想必是忘词了，只有最后的“干！干！干！”她特别使劲。我刚学的“滥竽充数”这个成语，在这里真看到了，笑得我肚子直疼。
家属委员会组织“除四害”，打苍蝇、熏蚊子、灭老鼠、轰麻雀。我们小孩儿们最喜欢干的是轰麻雀，家委会发给我们一些彩旗。三号楼、四号楼的四层顶楼，两侧各有一个大大的晒台，而且两个楼的顶楼是通着的。我们一会儿在四号楼的晒台上挥舞着红粉黄绿蓝各色彩旗，敲着脸盆大声呐喊着吓跑一群麻雀，一会儿又扛着旗子跑到三号楼的晒台上轰赶一群乌鸦。据说这样轰麻雀，麻雀不得安生，不能停留，会活活累死，以达到彻底消灭它们的目的。我没有看到过成群的麻雀累死掉下来的，倒看见一只灰喜鹊从天上掉下来了。大娘对消灭麻雀有意见，她说：“麻雀吃庄稼厉害，可也吃虫子。庄稼闹蝗虫，还得靠这些鸟儿吃虫子，人都没法儿治。”
热热闹闹的1958年过去了。1959年大人们开始减粮食，爸爸、妈妈从三十几斤减到二十六斤，大娘是北京市临时户口，每月只有十八斤；我和弟弟是小孩儿，没有减粮食。肉、油越来越少，每人每月有一张邮票大小的粉红纸的2两羊肉票，副食要凭本儿买。爸妈经常不在家，大娘变着法儿地喂饱我们姐弟俩。蒸玉米面的大菜团子，土豆擦丝和上玉米面蒸着吃，用榆钱儿或槐花儿和上玉米面蒸也好吃；从春到夏，院子里的榆树、槐树接了榆钱儿、槐花，我们就和大娘一起去摘。我们不会爬树，大娘找来大些的男孩儿上树够下来，然后我们两家平分。大娘有时给我们改善伙食，蒸一小盆米饭，用筷子从中间划一条线，我和弟弟一人一半，她吃窝头。大人们是减粮食，我们小孩儿到岁数还要给涨粮食。到了我们该涨粮食的年龄，大娘就带着我和弟弟到二龙路派出所去办手续。我们家离派出所还挺远的，要走不少路，到了那儿还要排长长的队，得用上半天时间，在回家的路上，大娘的脚就一拐一拐的了。
那段时间，大娘的儿子经常来找她，只见俩人嘀嘀咕咕，有时还嚷嚷两句。大娘跟我发牢骚：“来了就知道要钱。农村的日子也是不好过啊！没粮食吃，只能给他点儿钱，买黑市粮。”大娘年轻守寡，就这一个儿子，四十多岁了，“又老实又窝囊”。大娘经常跟我说：“我就是老了不能干了也不回家去。儿媳妇嫌弃我，对我没好脸儿。我回家去待不了两天，她就指着鸡骂我：瞧你这瞎鸡，光吃不下蛋。”大娘有个红漆木箱子，她打开给我看，取出一件大红的大襟棉袄，说：“等我死了，我就穿上这件，我喜欢红的，你看，多好看！”又拿出一个存折，“我攒了二百多块钱了，等我死了，就用它给我买口棺材，葬回老家去。”
我们上了中学，大娘离开了我们家。文革中间大娘已经八十多岁了，据说还在当保姆，给一家上学的孩子做饭。那家人说了，要给她养老送终。
不知道大娘是哪一年去世的，葬在哪里？半个世纪过去了，我也成了老人，可是还会像儿时一样，常常想起大娘。大娘的忠厚、实在、吃苦耐劳……总之，劳动人民所具有的优秀品质她都具有，对我有着不可磨灭的影响。
2009年12月15日